面对禁令，大学生们为什么仍然在租房？

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下禁租令的三次沿革：

2004年6月 教育部第一次下发了“禁租令”。政策一经出台，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立即做出反应，随之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政策。而学校，为了响应教育主管部门的指示，纷纷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种行动。但是一直效果不好。

2005年7月19日 教育部又下发通知表示，对于那些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，而需要在校外租房的学生，学校要制定切实措施，加强教育管理。可见政府已经改堵为疏了。

2007年7月6日 教育部再次叫停大学生校外租房，原则上不允许高校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。

针对禁租令，北大教育管理研究员卢晓东认为大学生应该有一至两年的集体“强迫住宿”。集体住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内容，这是学生社会化的一个过程，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。我国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在中学时代没有集体住宿经验，因此应补上这一课。 另外，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，很多大学生虽然已是成年人了，但由于家长的溺爱，并没有具备成年人应具备的能力，学校在事实上被看作为学生的“第二家长”。因此，卢晓东建议，学校一方面可以让低年级学生集体住宿，帮他们逐渐发展为社会人；另一方面，学校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，掌握好一个“度”。

而人大教授、教育学者顾海兵则认为教育部管了不该管的事。“我坚决反对教育部的这种‘禁租令’”。顾海兵认为，大学生是18岁的成年人，有完全的行为能力，有权决定自己的住宿方式。不能因为个别租房学生“出了事”，就发出一纸禁令限制所有学生。规定学生如何住宿，这完全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去做，和目前的高校学生情况是不吻合的。教育部和高校应该分清，哪些是学校的权力，哪些是学生的权利。

回到这个问题，当校园广告栏贴满校外租房广告时，当越来越多的小“夫妻”手牵手出现在居民菜市场时，大学生校外租房，已经不仅仅是个别学生的私事儿，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。在某些学校，租房的学生已经达到了10％。虽然教育部对大学生校外租房下达了禁令，但许多大学生校外租住的计划并不会因此改变。大学生们为何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？他们的故事解释着他们的选择。